MEA LIMITED 禧文學社
Unit D, 13/F,
Shing Lee Commercial Building
8 Wing Kut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MEA
 
 
「自由教育」的優點及困難
文: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雷鼎鳴
 

(載〈信報〉2011年09月26日)

特區政府曾表示希望能把香港發展成教育樞紐,並會撥地多建幾所私立大學,快將公布的「施政報告」應會述及此事的進展。

香港不少人認為香港的大學已過多,其實這是錯覺。從適齡人口可上大學的比例或大學的數量來看,香港都頗為偏低。例如,中國內地年輕人可進高等院校的比例,近年已急升至三分一。美國人口是香港的四十多倍,但高等院校則是香港的四百多倍,光是波士頓地區也有二百多所大學。就算是台灣,我屈指一數,也數出近一百八十所高等院校。香港的大學不應害怕私立大學的競爭,反而應希望它們做得更好一點。

不過,建立大學終究是投資巨大的事,我們應搞清楚香港究竟需要及不需要哪些類型的大學。

「自由教育」培養國際視野世界上最優秀、名氣最大的大學,幾乎都是研究型與「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結合的大學,哈佛、普林斯頓、芝加哥、史丹福等等莫不如是。但例外卻總是有的,洛克菲勒大學與舊金山加州大學都是在其選定學科中的頂尖大學,但它們甚至沒有本科生之設,只有研究院,是純研究型大學。

香港的科大、港大、中大在課程改革中也是要把研究型大學與本科生的「自由教育」結合起來,在研究方面,已有不錯成績,但在「自由教育」方面,要走的路仍遠得很。但這並不意味各校不重視本科生教育,近年各校對本科生教育的質量極為注意,增撥資源外,要求資深教授要教本科生課等等例子,所在多有。

但研究型大學是極昂貴的,我不認為新設立的私立大學負擔得起,它們不應走這條路。另一種極端是搞一些專科式以培訓職業技能為宗旨的大學。表面看來,這類課程似乎頗有實用價值,但學生所學太窄,十分危險。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環境下,市場對不同技能的需求變幻莫測,基礎狹窄的知識面往往使到年輕人無法適應新的環境,在事業上愈走愈低。

內地近年「教育大躍進」,每年產出三百多萬工專式的大學生,他們就業情況並不理想,將來可能成為社會不穩來源(參看今年 3 月14 日本報拙作《為什麼中港人力資源政策會造成不穩?》)。香港若再多辦職業培訓式的專科大學,畢業生將來恐怕要面對內地數量驚人的同類型畢業生的競爭,香港在這飽和的市場,殊無優勢。

我認為新的私立大學最適宜把重點放在「自由教育」之上,而且要有能力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以上提過,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畢業生對新工種的適應能力十分重要,而「自由教育」正是培養這種適應能力的重要途徑。香港沒有天然資源,經濟絕不可能獨自生存,國際視野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什麼是「自由教育」?此名詞的來源是 liberal arts education 及經簡化後的 liberal education,兩者的含義頗有爭議,所以翻譯殊不容易。Liberal 的拉丁字根是 liber,有書籍(library 從此而來)或自由之意。根據芝大哲學教授丕頻(Robert Pippin)之說,1375年 liberal arts 一詞第一次在英文中出現,同時也是 liberal 一字首次出現【註1】,其意是指「值得自由人學習的科目」。

這些「自由人」是誰?在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時代,他們應是指城邦的公民及統治者,而非奴隸。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書中便有詳述統治者及輔佐者應接受什麼教育。其後中世紀有所謂「七藝」,中國儒家理想教育中也有「六藝」,主旨都與全人教育有關,內中貴族教育的意味很重。說其是貴族教育,是因為學習的目的是為學問而學問,絕對要與生活上的束縛或職業無關,思想可自由自在,不食人間煙火。

與此相對立的是「職業主義」(vocationalism), 「炒股必勝法」、「個人理財」、「如何寫好履歷」等「學科」,雖各自有其價值,但絕不可能放在「自由教育」的課程中,因為後者的核心理念便是絕不容忍「實用」的學科,此點香港教育界中不少人似乎不大明白。

「自由教育」本身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芝大的美女哲學教授紐斯邦(Martha Nussbaum)便曾指出,它由「自由公民」所應接受的教育已逐漸變為可以「使學生具有心靈自由」的教育。從此可見,它有解放思想,使人自由之意。

獲小布殊政府追封為隔世國師的經典大師史特勞斯(Leo Strauss) , 又對「自由教育」加上新的意義,他認為「自由教育」是「大眾文化」的解藥,希臘文中「粗鄙」(apeirokalia)的定義是「對美麗事物缺乏經驗」, 「自由教育」則正可提供這種經驗【註2】。

要懂得「共同核心」知識

由以上討論可知,liberal education 含義時有不同理解,內地把它譯作「素質教育」,雖不夠具體,也算是勉可接受的名詞。香港多用「博雅教育」稱之,算是捕捉了此種教育的部分特徵,但欠缺最核心的內涵,即對「自由」的執着,所以不算是很準確的翻譯。練乙錚多年來倡用的「釋智教育」,有「解放」之意也是不錯的譯法,但未能捕捉「自由人值得學習的科目」的原意,與破除粗鄙做真君子(perfect gentlemanship)的含義,所以也有缺陷。我選來選去,還是較喜歡用最直接的譯法「自由教育」。

正如丕頻所言,現代的大學是一個很古怪的事物,它是少數從中世紀成功過渡到現代的體制。在畢業典禮時,學生與教授都要穿戴十三世紀的長袍方帽彩飾,而在課堂中教授卻要講授量子力學、大腦結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等等前沿理論,想想也使人感到荒誕,現在神州大地的大學一樣用上了歐洲中世紀的禮服,更使人覺得時空錯置(若歐美大學的學者穿上宋朝的朝服,我們一定也忍俊不禁)。

但「自由教育」(起碼是其中一個派別)卻有要求學校所教要包括一些「亘古不變」的學問,否則學生所學很易過時。這卻意味着我們要認真找尋一些學問中的學問,在學生進入各自的專業前,先要學懂一些每一個自由公民都要懂得的「共同核心」(Common Core)知識。

偉大經典與現代科學結合

在設計「共同核心」課程方面,熟悉美國高等教育史的人都會知道,芝加哥大學是一面教育界不少人都希望能繼續被高舉的旗幟,倘若芝大稍有課程改革,隨時會受到校友及不知是何方神聖的人的責罵。芝大本科生「共同核心」課程的特點是把「偉大經典」(Great Books) 與現代科學結合起來。

所謂「偉大經典」是要求每一學生在一、二年班時都要硬啃數十本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些經典原著,並在課堂中以蘇格拉底式對談方法與老師及同學辯論其內容。

選什麼經典並不重要,但其作者卻必須是百年難得一遇的奇才。

捍衞「偉大經典」教育最力的學者之一正是史特勞斯。他曾受納粹迫害,逃至美國,在芝大教授了二十多年的政治哲學,1973 年去世,香港的鄧文正博士是他的隔代傳人,甘陽先生也有專書討論其人。史特勞斯發現, 在柏拉圖所記述的「對話」(dialogue)中,從來不存在兩位超卓人物的對話,而是一位偉大人物與另一位層次低得多的人物對話,或更準確一點,是大人物的「獨白」(monologue)或是「訓話」。

柏拉圖似乎認為,最卓越人物之間的平等「對話」是不可能的,他們觀點總有不同,不易有共識(在某問題上有共識的話,對話便可終結,再無討論價值),也各自自信心爆棚,不會相讓。但後學卻可把不同年代的經典同時捧讀,把這些最有創意的思想家的觀點放在自己腦中交戰,最後自己判斷誰勝誰負,史特勞斯認為這種學習「經典」的方法正好是訓練創意的無上法門。

我在芝大時深受這套課程的影響,當年要畢業的話,要總共修四十五科(部分可用評級試取代),其中「共同課程」有十八科,即三科社會科學,三科人文學科,三科物理或化學,三科生物科學,數學加上外語共有六科。芝大最受教育界關注的「西方文明史」(Western Civ),當時是主修社會科學的必修課,並不是「共同核心」一部分。我主修經濟,但在四十五科中只要最低限度修得八科經濟便可。

人文與社會科學課程幾乎全部都用經典原著,阿里斯多德的《政治學》、荷馬的史詩Iliad、奧古斯汀的《告解》、莎士比亞的劇集、馬基維理的《君王論》、馬克思的著作、杜思托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美國開國時的文獻,如《聯邦叢獻》等等數十本巨著,要一一研讀。在那時我和我的同窗在討論學習中往往練成了「獨孤九劍」的絕招,可在極短時間內準確找到辯論對手深藏不露的破綻,大家興高采烈的各自說: 「我現時要指出你的錯誤!」研讀最超卓人物所寫的經典而又能找出他們的錯誤,自信心會大大增強。

由上可知,最認真的「自由教育」並不是人人受得了。它有點像寺院式的訓練,大家一碰上便談學習理念,生活享樂則欠奉。

芝大歷史上最著名的赫金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當年要拆掉運動場,別人問他大家想運動時怎麼辦?赫金斯的回答甚妙:這些人只要躺下一會兒,想運動的意欲自會消失!

切忌曲高和寡

十多年前經濟學家孫能善(Hugo Sonnenschien)當校長時要擴大招收本科生,並為此把課程的靈活性稍為增加,又計劃要建一世界級的體育館,立時遭到校友的嚴厲批評,大家紛紛質問,建體育館是不是要帶來享樂(fun in)?有了體育館,大家哪裏還有時間讀書? 芝大不是以自己是 the place where fun comes to die 而引以為傲嗎,怎能走「派對學校」(party school)之路?有人以為孫能善主要之罪是改動課程,其實不然。孫能善下台後,他推動的課程改革反而得到支持而完成,但我細察小兒在那時所修的「共同課程」與我年代的並無實質分別。

香港應該推動「自由教育」,但切忌曲高和寡,怎樣對課程作出合理設計,使精英學生可得到最大好處,現在仍是高等教育界未好好解決的問題。

註1: Robert Pippin, "Liberation andthe Liberal Arts",芝加哥大學。

註2: Leo Strauss, "Liberalism: Arcient and Modern" 1968



 
Copyright © 2013 MEA Limited | Designed by Web Page Templ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