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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中文水平 

鄧文正,曾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香港禧文學舍總監,從事翻譯多年,譯著包括《弗 里德曼在中國》、《國體與經體——對阿當·斯密夫原理的一種詮釋》和《洛克論通識教育》等多種。鄧文正曾在芝加哥大學受過最嚴格的西洋古典政治學教育,後 在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系執教,因對語文有癖好,現致力於民間通識教育。

香港回歸十年,慶祝活動特別多。我卻挨罵。只因為我寫了幾篇文章,批評香港人亂寫中文,把好好的文字給塗污了。結果呢,論者責我不合潮流,責我不懂語文隨 時代而變,等等。編輯聰明,立刻抓着辮子,要我談談本地的“大眾語言文化心態”。想想也好;只要不規定我一一回答全部提問,就提筆吧。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大眾語言現象,有怎樣的改變?這得從同時代的教育制度說起。我們的學校,從來就分有中文學校和英文學校。前者六十年代開始式微,一般 父母都趕着送兒女到後者。英文中學,固然是那少數有歷史、有教會背景、有傳統有基礎的最吃香。那就是所謂“名校”了。有傳統的中文中學,像鳳毛麟角;名校 又不容易擠進去;結果呢,多數人就成了“竹杆”——兩頭不通。

英文不好嗎,做父母的就拚命督促子女去補習。中文不好嗎,誰管?政府量才,考核英文;企業用人,考核英文。要找一份像樣的差事,英文先行。長期沉積,中文 能好到哪裡?人人說話,中英混雜,卻不明白這種混血語言,會把兩語都破壞了。你不能怪當年的港英政府,他們並沒有“只許辦英校、不許辦中校”的惡法;大家 一窩蜂輕視中文,與人無尤。

不過,中文程度低落,還有不容易察覺的成因。舉個例子。以前你讀報章雜誌,文字的錯漏不太多。為甚麼?很簡單:那時的中文出版,是用排字印刷的。字粒有的 字,才能排出來;字盤上沒有的,就印不出了。加上編輯校對,中文有根底才能勝任。問題比較少。今天不同了。大家用計算機。明明是沒有的中文字,可以無中生 有。計算機植字,用方言來“創製”借音字,做得到。於是乎,近年可見的,是大量方言入字。於是乎,只有會同一方言的人,才看得懂文字媒體在弄什麼玄虛!等 而下之的,乾脆全用上方言文體——報章如是,雜誌如是。這能不自毀長城?

說到方言,那又是另一種大眾語言文化心態了。大家知道,香港是個粵語方言區,來源當然是廣州。所以粵語又叫廣州話或廣府話或省城話。今天人人都叫廣東話。 但香港和廣州兩地的語言文化,又自不同。五十年代開始,大量內地人移居香港,其中又是廣東一省各地的人居多。但那時在海峽兩岸,同時大力推廣劃一語言。在 台灣,叫“推廣國語運動”;規定所有學校國語授課,所有政府機構全用國語。在中國大陸,也見到類似措施。所以你會看到廣州的“雙語現象”:老百姓在家中說 粵語,在外面說普通話。加上諸多南下幹部和其他人等,使普通話在穗流通。

香港一直以來,都沒有這個“語言環境”。從小上學,老師用的是粵語;就是大江南北各地來的,都操着不鹹不淡的粵語交談。這個社會從來沒有國語的氛圍。國語 的語體,跟行文的語體不完全相合,但接近多了。粵語的語體,情況很不同。它保留了不少古字古音,又古人用法,但卻不是今天語體文會用上的。它糅雜了用方言 “音譯”的英文,而大家用了很久,不察覺了,就當作是中文來用。今天國內很多地方,都摹仿起來了,成了流行話。像“打的”。像叫公共汽車作“巴士”。

文字跟方言走,方言本身又雜上不倫不類的畸型文字,長期沒有推展全國通用的國語,報章雜誌沒有任何規範漢字傳統;這樣的背景,怎能不教中文程度低落?

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情形是稍有改變。大家明白到,兩 地交往日益頻密,內地到香港工作、旅遊、定居等,人數日有增加。甚至到香港求學的大學生,也愈來愈多了。在公眾場合、商店食肆,能聽到同胞用國語交談的, 比比皆是。為了溝通,年輕一代的學生,都曉得要懂國語的道理了。對改善語言溝通的難題,這也許是個好開端吧。

至於說,怎樣提升文字水平,我看是非日久不為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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