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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不是「即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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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不僅僅是一種溝通工具,它還是一種有歷史有藝術的文化。鄧文正博士來深圳告訴我們學語文的最終目的是什麼?

上周末,物質生活書吧的“書吧沙龍”請來了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香港禧文學捨總監鄧文正先生,做名為《從“知識之匙”的語文教育到“通識教育”》的講座。講座之後,鄧博士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就各種語文現象以及從語文通嚮通識教育之路做了對話。

鄧文正理科出身,後轉社會科學、再轉文科。從事翻譯多年,譯著包括《弗里德曼在中國》、《國體與經體——對阿當‧斯密夫原理的一種詮釋》、《洛克論通識教 育》等多種。他在芝加哥大學受過最嚴苛的西洋古典政治學經典訓練,後在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系執教。因對語文有執的愛好,現致力於民間通識教育,並創辦禧 文學捨,借以在香港推廣“兩文三語”。2003年禧文學捨曾在香港主辦“人文人生”公開講座,每場都座無虛席。

語文需要“浸”

記者:你是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博士,目前在香港兩所大學當客座教授,又自辦民間學校“禧文學捨”,近些年來你一直在香港提倡一種“通識教育”的理念,本次到深圳演講的題目又是關於“兩文三語”,可否講一下這里面的內在聯系是什麼?

鄧文正:我的博士專業是政治學,但是我中學畢業以後到美國讀大學的專業是理科,後來才轉為文科的。我個人對於語文學習的問題非常感興趣,也希望通過語文學 習來實踐我的“通識教育”的理念。禧文學捨正是我通過語文教學來實踐這個理念的場所,本次在深圳講“兩文三語”的問題,一方面是講語文學習的內容,另一方 面也想和大家交流由語言學習延伸而出的教育問題。

記者:這里所謂的“兩文三語”具體是指什麼呢?

鄧文正:我所講的“兩文三語”的“兩文”是指書面語言的英文和中文,“三語”是指我們口語中所用的英語、國語和粵語。這種一個社會共存“兩文三語”、“文語分家”的情況在香港很普遍,這方面深圳和香港有相似的地方。

記者:的確,這是深港兩地比較普遍的現象,這里面你覺得有什麼值得關注的問題麼?

鄧文正:香港的情況我比較熟悉。以前我們在香港讀書時的國文教育是比較正規的,國文課程以文言占多,所以我們這一批人寫中文不會寫錯字,因為國學基礎比較 好。後來中學教學古文的時間越來越少,問題就來了,香港同學的書寫能力差,因為粵語對書面語言沒有什麼幫助,所以用中文的能力越來越差。英文方面,香港很 多父母把還沒有上學的孩子就拉去學英文,但是英文也好像越來越糟糕,這其中原因是比較复雜的。以前英語好的香港人大多是出自香港名校,這些名校是20世紀 前後外國的傳教士來辦的,他們的訓練很嚴格。後來,這一批人老的老,走的走。再隨人口的增加,新移民越來越多,他們的英語基礎比較差,來了香港需要補習 英語。過去香港人太驕傲,以為新加坡遠遠在我們後面,後來發現新加坡追上來了,內地學英文的情況也熱得不得了,香港又覺得自己落後了。

記者:所以你認為目前香港人的整體語文水平都不太高?

鄧文正:的確,我寫過好些文章來批評這個現象,我在一篇文章中稱目前香港人的語文學習是“即食文化”。有些家長送孩子出洋留學幾個月前趕快找洋老師給孩子 補習外語,有些學校的廣告里面吹“3個月學懂外語”,這些都是“即食”心理。我認為學好語文,無論英文還是中文,都是需要浸的。

記者:這麼說香港的語文水平問題除了教學和新移民的問題外還有大家的心態問題。

鄧文正:我個人的看法是,學語文,好不好是個態度的問題。香港大部分人學語文的態度是當作工具,能和人溝通就好了,語文對他們來說不是一種有歷史有藝術的 文化。但我不這樣認為,比如我認為英文既不等於是英國,也不等於是美國,而是一種很長遠的文化和歷史,它可以用得很粗俗也可以很典雅。一般人對這些不感興 趣,認為只要聽得懂就行了。但是,這就很容易有錯誤。比如剛才我隨手在書吧拿起一本名為《資本主義的另一條腿》的書,書名的英文翻譯是 《anotherlegofthecapitalism》,這個冠詞the就完全用錯了,英文其實沒有thecapitalism的寫法。我們可以想想, 隨便一個書名都可以錯,那還可能錯多少?

像唐‧吉訶德一樣

記者:這麼說我就很好奇你在香港所創辦的禧文學捨是用什麼樣的方法來進行語文尤其是英文教學的?

鄧文正:禧文學捨辦了大概有5年左右。我希望在香港提倡一種通識教育,就是想大家在離開了學校的教科書以外,學到人文和科學的知識,所以我教的英文不是技 術的而是知識的。這是我的初衷,但並不是非常成功。現在來的同學成人比較多,工作的人晚上來,晚上的課上得很晚。但是這些人並不一定都是來增強修養的,而 就是將英文當作一種工具來學習。當然這無可厚非,不過我還是不會用很傳統的方式,不會給他們讀死板的文法書,而是用一些很有趣的資料。我自己選有意思的文 章,每個星期看一篇不同的,讓同學回去做功課,回來用英文討論。學習語文,是為了和他人溝通,溝通得好,用的工具就得好。我們需要的不是文法教員,而是能 了解需求的老師。我認為應該把語文教育和學生的身心智能的發展配合起來。

記者:你這樣的一種教學方式是和目前最普遍的技能型的教育很不一樣的,而這個“通識教育”也是和“專才教育”的理念有極大區別。這種以追求知識本身,享受 知識本身為目的的教育和現在很多人急需學會某種技能去謀生或者升值的需求也是有矛盾的。那麼你的這種教學的推廣會不會有什麼困難?

鄧文正:我承認這個和很多人急需要的東西有矛盾,所以我這種教育方式的市場雖然有需求但並不很多。一般的財團是不太願意支持這種比較長遠沒有近利可圖的事 業。所以這幾年辦禧文學捨是比較艱辛的,尤其是前3年。當然,如果想堅持的話就要想辦法,現在這個學校還在繼續辦。當然我也得到了一些有心人的支持,像李 歐梵教授,就經常來我們這里上課。他總是說,只要有5個人就開班。後來香港慢慢有報紙電台來采訪,嚮大家宣傳有這樣的一所學校,我想情況會越來越好的。

記者:我和李歐梵教授談到你做禧文學捨這個事業的話題時,他說你們其實就是願意做唐‧吉訶德,是抱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信念,你認為是麼?

鄧文正:我想我們這些人都會比較堅持這些想法然後去實施。我們都經常寫文章批評香港目前的教育狀況,香港目前也已經在反思這個問題。前幾天看到香港報紙剛剛報道了中國教育部的一位官員在嶺南大學演講時就提出,中國高校要大力推行通識教育。

通識就是要融會貫通

記者:你們還是希望能夠通過自己努力來影響政府對於教育體製的改革?

鄧文正:從我個人的學習歷程來看,基本上是自己摸索的過程,但是這個摸索是費時的,我覺得如果在教育體製上能夠改進一下學生就能比較省力。

記者:你是芝加哥大學的畢業生,芝加哥大學的通識教育模式是備受推崇的。他們在這方面有什麼可以借鑒的?

鄧文正:其實芝大也好,哈佛也好,都各有優劣,實踐的形式可以有很多種,因為每所大學都有獨特的文化背景。我們可以參考別人的經驗,取長補短,但最重要的 還是要知道我們到底需要什麼。一般來說,知識可以分為三大範疇,包括人文、社會和自然。所謂“通識”就是指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人,離校前對這三大範疇的基 礎知識均有一些程度的掌握。

記者:那麼是不是這些大學都通過了一些製度來保證了學生的通識學習?

鄧文正:是的。一個剛剛離開中學的年輕人不一定真正知道自己應該選什麼,知道什麼是知識的基礎。在美國,不少大學認為,身為一個大學生,一定要知道什麼叫 做“現代世界”,什麼叫做“現代文明”。所以規定每個學生必修“西方文化史”,為了滿足這個要求,大學里每個歷史老師都要開授這門課。如果讓同學完全自由 選擇,可能很多人都會從自利的角度出發,選一些跟主修科目接近的課。比如念會計的選修跟商管有關的,念文學的選哲學,最終當然也開闊了知識,但是不一定是 其他的知識。有人說通識的“通”有“貫通”的意思,要懂得融會貫通就得有個基本的底。因此,大學必得要設計一種製度確保學生對三大知識有所認識。

記者:說了這麼多,可能深圳的讀者更想你能對大家學習“兩文三語”提一些建議,畢竟目前深圳人面對越來越全球化的趨勢,也需要學好“兩文三語”。

鄧文正:有人問我說怎麼學好“兩文三語”,我經常開玩笑說,要我來教就行了。要學好的細節說起來很多,但是我覺得主要還是要有廣泛的知識和閱讀面,做到了 “通”也就容易“識”了。比如說學中文,語感很重要。思果曾在《我愛中文》中說,他學中文是“幼而念之,時而習之,無所謂難”。語感要敏銳,要拿捏得准, 得多看才行,否則感從何來?

我們平時太注重學語文的正規訓練,而忽略了它的社會文化功能。如果我們承認,人的心智基本上是文化器官,那麼所謂正規的語文訓練就應該轉嚮留意語文溝通的社會文化層面。這當然是帶有實驗性質的,也需要有擔當的教師和教育家來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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